“所谓的史料，从来就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发黄纸册，文献史料如何进入我们的研究程序，其中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我们十分内在的‘文学史观’。”①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献史料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文学史料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学史当代意识的深刻而特殊的表现。对七十年文学研究而言，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不仅有着压舱石一样的重要意义，并且刻不容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19年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二十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在北京召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及来自《新文学史料》杂志社的相关专家学者受邀与会并做主题发言。
工作坊为期一天，第一场由中国社科院现代文学室主任赵稀方研究员主持。陈子善教授以《史料研究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拉开研讨会序幕，对包括新文学名著多次重印版本、名家稀见作品版本、文学期刊再版和重刊本等在内的版本如何认定，包括作家自己起草的、作家认可的纪录整理稿和未经认可的纪录整理稿在内的演讲稿以及作家笔名如何认定等这些在新文学史料研究中一直存在的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期待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陈教授指出，我们历来比较注重一些作品的初版本，但对除鲁迅以外的现代作家同一作品各种不同版本的梳理工作，几乎没有人做。吴俊教授在点评中对陈子善教授的观点表示认同，并且将论题从现代文学延伸至当代文学，提出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需要对自身的学科发展有一种危机感和前瞻性。
刘福春教授的发言主要集中在当代文学文献的特殊性与整理难度以及如何为现当代文献寻找合法性的问题。进入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为当代文学遗留下大量特殊文献，刘教授展示了一些不规范的正式出版物、揭发批判文献和检讨文件、红卫兵诗歌文献等稀有照片，他认为无论是作品还是批判文献都构成了当代文学甚至中国文学独特的风景，这类文献不仅整理和利用的难度非常大，现当代文献学科究竟怎么处理这种特殊年代遗留下的特殊文本，也是要需要我们研究的。《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女士就此谈到对史料研究中边界和伦理问题的困惑，随着史料向当代延伸，到底什么样的史料能纳入我们文学范围内，如何对史料进行价值判断，需要一个宏观的理论把握。她同时吁请中青年学者着手抢救史料的工作，推进这一研究的有效展开。
王风教授的发言主要涉及现代文本的性质与文献整理原则，他强调史料问题其实是任何一个学科都要面对的，现代文学并无特殊之处。文献整理原则针对的是文本，而不是学科。现代文本跟古典文本的差异，关键在于书写形式不同。他通过古今文本的变化观察到，现代书写中，分段和标点这两种书写形式的使用，对汉语文本的改变是决定性的。现代文本的校勘，严格说书写形式应包含其中。不过作为具体操作，执行到何种程度，与文本对书写形式的敏感度有关。
段美乔副研究员近年来致力于《日出》的版本研究，在发言中她围绕《日出》的初刊本以及初版本27个不同印次的更替和延续问题，通过不同版本印次的对比发现文本及内涵的差异，并且提出“版次贵前，印次贵后”这个原则存在有效性的问题。赵稀方研究员在评议中指出版本研究有点类似翻译研究，版本本身的改变其实是叙述的改变，史料本身有其独立价值，但期待能够提升到一个更大的理论空间去讨论。
吴俊教授就当代文学专题史料的整理、编撰与研究问题发表了独到的看法，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这种当代文学研究生态的面貌变化，成为史料学转向的突出现象。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当代文学史料的系统性研究和整体性建设的学术基础之上，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重整成为学术调整的一种生态需求。因此，他呼吁建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史料文献系统，不仅在技术层面上需要小心谨慎，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尤其是我们的学术道德和研究伦理。王风教授在评议中补充谈到史料工作背后要有学术判断，一个是对当下已有的资料，一个是预先保留，并再次强调文献资料工作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过程。
赵稀方研究员以《史料发现与香港文学重构》打开了现代文献学的海外视角，获取香港的史料相对困难，他正是从香港报刊中获取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通过查询《循环日报》甄别了刘以鬯关于“香港文学的起点”的错误，通过《遐迩贯珍》追溯最早的香港文学，又发现了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其实始于《中外小说林》，而不是创刊于1928年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正是赵稀方研究员这种扎根史料的实证功夫，带领我们重返香港文学的现场，以重要发现改写香港文学史。由于香港特殊的语境，我们不能以新旧对立来对香港进行文学史认识，而研究香港报刊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很有启发的思考。程国君教授从史料发现与文学史重写视角肯定了赵稀方研究员的这种开拓性贡献，并充分肯定了这种史料自觉和史料意识对于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张武军教授思考从报纸副刊探寻现代文学新的历史叙述，“曾经风光八面、而今尘封于图书馆的泛黄的报纸与杂志，是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有可能改变以往的文化史或文学史叙述的新资料”。报纸副刊上的作家作品虽不以文学性见长，尤其是像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和一系列《民国日报》等更是如此，但它们却和民国政治与社会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从这些报纸和副刊中，我们可以从多层维度去探究民国时期文学背后的支配力量，重溯文学发展变迁的运转轨迹，如革命文学谱系的重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副刊有大量革命文学的相关演说。总之，通过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大的政党报纸副刊，我们完全可以展开有关整个现代文学思潮和发展脉络新的叙述，建构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学历史叙述。陈子善教授表示期待后续研究中能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史料，并提醒到认为左翼作家就在左翼刊物上发文章实际上是个误解。王风教授也提到，报纸正刊和副刊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具体要看报社管理体制，以及副刊主持者的人际关系。
李哲副研究员通过讨论一篇署名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引导学生学习的》来呈现研究过程中如何解读1950年代主流报刊材料，进而探索历史经验与历史材料之间的关系。萨支山研究员认为，一定要注意不能固化历史经验，某种程度上历史经验的解读就是一种历史叙述，应该在历史的材料和历史经验当中保持一种不断相互沟通甚至反驳的清醒。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史料，大家都很关注。陆建德研究员独辟蹊径，提出不仅要看到呈现出来的史料，还要重视当时不同的声音，比如章士钊和《甲寅》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要注意到那些材料背后没有被呈现出来、“不说”的历史图景。
作家崛起，社团出现，期刊网络变化对于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作用巨大。程国君教授主要围绕《新大陆》诗刊的创刊与发行，探讨了其对于北美华文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他认为《新大陆》诗刊不仅开拓出华文诗歌的别样的生产场域，而且直接推动了汉语现代诗艺术的发展，并由此可以推断出北美华文文学诗的成就高于小说和散文的文学史格局。汤俏博士在评议中肯定了这一探讨的重大意义。她认为，从这个角度进入北美华文文学研究，能够清楚地看到华文诗歌在北美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进程。
郭沫若的诗歌观念或曰“郭沫若诗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与诗歌史上被多方论及的重要课题，到今天为止，人们的研究主要还是以诗人特定时期的诗歌选集或文论选集为根据。李怡教授认为这有可能将充满动感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固定化，而严重忽略了其中流动变化甚至包含着若干自我矛盾的因素，他从郭沫若《女神》诗集中失收佚作谈起，结合选本与佚作的编辑增删，综合创作与理论的多重表达的追踪，体察诗人更为完整与丰富的诗歌观念，完整把握郭沫若早期新诗的可能性。郭沫若《女神》时期佚诗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即在于此。
做史料研究讲究细而全，追求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不过，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似乎有过小、过细的倾向。对此何吉贤编审提出有必要关注现代文学史料中的“大/小”与“内/外”的问题。他认为当前的史料整理工作较为分散，多以个人承担为主，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兴趣从事某一个或者某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这样的好处是容易产生某方面的专家，但是难以形成系统局面，也难以与研究良性互动的格局，当然也不太容易推进史料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化建设。他建议一方面应该把史料工作和学术训练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史料工作应该成为年轻学者训练的基础，另一方面应该整合资源，由相关学术组织机构来组织和资助做一些有规模的史料整理和出版项目，以为不同层次的研究奠定基础。当前史料工作越来越与网络结合，但数据库和网络资源比较分散，研究者使用不便，如果数据库和网络资源能进一步整合，也将为研究工作带来更大的便利。关于史料工作的“内/外”问题，何吉贤提到了文学史料工作的跨学科问题，视野不能仅限于文学文本和作家生平，相关历史和文化史料也应进行适当的补充和整合，另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史料方面，也应突破国别的限制，重视搜集和整理散落在国外的相关中国文学史料，这将大大有利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推进。
冷川副研究员讨论的是一二八抗战战地报道团队的构成及其写作策略，分析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骨干如黄震遐、万国安、张若谷、曾虚白等人如何转向战地报道并取得实绩，此为抗战报告文学勃兴之先声，也为我们重新评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提供了新的维度。方长安教授主要介绍了当下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进展情况以及思路与方法；刘进才教授通过孔子形象书写及演变研究，探讨在历史语境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孔子如何被文学书写的话题。
胡博副研究员通过还原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农民戏剧演出的实况，从文学的角度考察现代戏剧与农村民众结合的经验以及知识精英进入民间的途径。何吉贤编审认为从演出角度讨论定县农民演出在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能结合田野调查并注明表格的史料来源，将更有说服力。王芳博士主要以鲁迅的金石收藏和相关文本为例来探讨新问题与“旧史料”的关系，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史料还没有被利用或阐释过，或者有一些史料之间的联系也没有被发现过，这样就能赋予“旧”史料以“新”价值。张洁宇教授对此表示认同，她也认为史料工作的必要和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就像鲁迅并非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对历史和史料的重释中产生了新的思想，这对我们当下的史料研究也大有启发。
工作坊最后由赵稀方研究员作闭幕总结。他谈到，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学术规范的确立和学科研究的深入，出现了所谓的“史料学转向”，史料的价值愈来愈被重视。以前“搞史料的”不被重视，现在则被重新发现了。本次会议不仅仅在诸学科史料有很多发现，并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史料学学科本身的研究，其结果是“现代文献学”学科的构建，意义非常深远。
注释：①李怡：《“有‘思想’的文献史料”专题笔谈·主持人语》，《湘潭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